《围城》中善于矫情或造情的可不止苏博士一人。三闾大学那位智商显然不是太高的范小姐也是位善矫情的角色。为了获得赵辛楣的爱,她开始动脑筋了:“就有一件事,她决不下。她听说女人恋爱经验愈多,对男人的魔力愈大;又听说男人只肯娶一颗心还是童贞纯洁的女人。假如赵辛楣求爱,自己二者之间,何去何从呢?请客前一天,她福至心灵,想出一个两面兼顾的态度,表示有好多人发狂地爱过自己,但是自己并未爱过谁,所以这一次还是初恋。”接着,范小姐便将一个伪造好了的带有求爱信息的作者签名的剧本借给赵辛楣一阅。
范小姐的这种做派太公开太招摇,属于傻大姐一类的人物。她的矫情“矫”得很皮相很肤浅,是那种被人一眼望穿的假模假式。要论《围城》中在男女情感方面最工于情感心计的,当要首推孙柔嘉,因为孙柔嘉才是创情谣言并利用爱情谣言的高手:
“人家更要说闲话了。” 孙小姐依然低了头低了声音。
鸿渐不安,假装坦然道:“随他们去说,只要你不在乎,我是不怕的。”
“不知道什么混蛋——我疑心就是陆子潇——写匿名信给爸爸,造——造你跟我的谣言,爸爸写信来问——”
这可怜楚楚的模样加上已经有陆子潇给孙柔嘉写“情书”的“劣迹”在前,孙柔嘉在早些时候便向方鸿渐发出了“方先生,你肯教教我么?”的柔声请求,方鸿渐也非常认真地为孙小姐设计了一个“退信”方案。此时焉能不信孙小姐的“委屈”?孙小姐便是充分调动了“闲话”的积极因素,虚拟出一种庸俗力量的压力,来达到与方鸿渐“同仇敌忾”的亲密。事实也证明陆子潇和李梅亭的存在,只会更快地缩小了孙、方距离,造成“自家人”的亲密感。巧借“外力”达到爱情的“出奇制胜”,这正是聪明的孙小姐的过人之处,也是“造情”艺术的超水平的发挥。
《围城》的诸多笔墨放在围绕着方鸿渐的恋爱和婚姻的叙述上。钱钟书先生在此部小说中心理刻画得最详细、最微妙的恐怕就是方鸿渐与四个女人的情感纠葛。评论家可以分析《围城》的多重哲理意蕴,一般读者将《围城》作为一部爱情小说来阅读也未尝不可。但欣赏《围城》中不同环境中的男女情爱发生过程的心理变化,却无奈地发现《围城》中的爱情不是那么“唯美”,即不是用恋爱男女的情投意合、山盟海誓的“诗意恋爱”来打动读者。《围城》太少恋爱男女的柔情蜜意、心心相印,《围城》的作者习惯于给“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经典的恋爱意象涂抹上一层嘲讽的色彩。《围城》是部爱情小说,但这部爱情小说的男女主人公的直接抒发爱情中的“纯情话”是少而又少,大概只有方鸿渐拒绝了苏文纨之后给唐晓芙那封求爱信算是例外。就是这一封信,方鸿渐的情话也是“东躲西藏”,避免明确示爱的唐突。这部小说说的都是男女间的情事,但小说中除了男女间相互吸引的好感外,更多的是关于男女间的嫉妒、做作、猜疑、欺骗、挑剔、厌恶乃至于背叛。《围城》虽然不像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那样在极其特殊的情境中创造出一个充满“荒凉感”末世爱情时空,《围城》中的男女爱情不像张爱玲的小说那样被外力“逼”到一个临界状态,比如《倾城之恋》中沦陷时候的绝对特殊战乱环境,比如《金锁记》中那位狂曹七巧对年轻人爱情幸福的折磨和扑杀,《围城》中的年轻男女恋爱环境几乎排除了任何外来的侵害或压力,可以说《围城》中的男女恋情都是他们自己“惹的祸”。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围城》中即使出现情敌,也都是伪情敌,属于威胁不大的“情敌”。比如,《围城》中最有名的方鸿渐和赵辛楣的情敌关系竟然是伪情敌关系,他们爱的不是同一个女人。但女博士苏文纨则兴高采烈地希望赵辛楣、方鸿渐能以情敌相待。她是想利用赵辛楣的存在,激起方鸿渐爱的勇气,让赵、方二人斗法比武抢自己。苏文纨虽然偏爱方鸿渐,但她同样重视赵辛楣这个“情敌”角色的存在,因为赵辛楣是她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爱情筹码。如果方鸿渐对她有意,那么一个具体的情敌乃是爱情生活中最有效的催化剂,这也是苏文纨博士特别做作、特别矫情的地方。前文已经提到过的陆子潇也是一个伪情敌。孙柔嘉不爱陆子潇,但她最充分地利用陆子潇虚构了一封对她的爱情生活非常关键的“匿名信”。情敌这种角色在《围城》中不是真实的竞争对手,反而是男女之间的情感算计或曰情感博弈的工具,“爱情”的成与不成关键在于男女人物是否摸透了对方的情感轨迹,并且恰到好处地利用适宜的环境和时机捕捉到“爱情”。
文章来源:《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网址: http://www.zgzxyjhzz.cn/zonghexinwen/2022/1213/87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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